窦金鹏在村子里长驻了，媳妇精神病好了，儿子就被送到老爸老妈跟前继续上小学了。这段时间窦金鹏在村里一直帮着核账。村里没有像样的企业，只有一个作坊，给文化公司做蜡笔，用烧化的蜡水浇筑到模子里，晾凉以后倒出来，裹上纸皮。工艺极其简单，利润也就极低。一共三十个女人干，即使加班加点地干，每个人一个月也就赚七、八十块钱。可是，做为农民，她们也没别的想往。窦金鹏就是帮着这个作坊核账。人家加班加点才赚那点工资，你能要多少钱？没法张嘴啊。村主任一个月给他开五十块钱，还说：“你是大学生，这可是高看了。”因为早先他给过傻媳妇两笔钱，这些钱傻媳妇还存着，不是有心计，而是把存折藏在哪给忘了。傻媳妇说，村里好几个坏小子到她家来过，想沾便宜，摸过她身子，但很快就被屋里的屎臭熏得待不住逃之夭夭，但临走都翻遍了她全屋，打算顺走存折、现金之类东西，但根本找不到，加上屋里臭得待不住人，全都铩羽而归。
窦金鹏感觉傻媳妇那时人虽傻了，却以一身屎尿保护了自己，真是“老天爷饿不死瞎家雀儿”。但他不能像那些坏小子嫌臭就不找存折了。窦金鹏帮着傻媳妇犄角旮旯找啊找，找了一个星期，最后在屋里炕洞的砖缝里找到了，但因与堂屋锅灶烟道相通，两个存折都被熏得黢黑，看不出数字了。他们不得已，拿到镇上储蓄所求助，还好，储蓄所有能人，把存折打开泡在一种药水里，显现出了数字，于是给傻媳妇兑出存款，结算了利息，买了“理财”基金，等于进行了转存，利率也挺高。但收取了五千块钱手续费。即便如此，窦金鹏也对储蓄所千恩万谢，从市里买了锦旗送去，上面写了“心系储户，急人所难”。
这笔钱成为窦金鹏大学毕业后这么多年的全部积蓄。连他自己都想不到，是傻媳妇为他守住了最后的“家底”。想当年挥金如土啊，现在穷得一分钱掰成两瓣花。谢谢傻媳妇吧，晚上睡觉前，窦金鹏烧了一大锅热水，在大木盆兑温了，给傻媳妇全身搓洗了一遍，至少搓下二三两泥来，让傻媳妇清清爽爽地钻了被窝。算是他对傻媳妇的感恩之意吧。他打定主意，要每个月给傻媳妇搓洗一次，并开始同房。而傻媳妇因为情绪平稳，例假渐渐正常，就又怀孕了。虽说傻媳妇有点体己钱，可也不能坐吃山空啊，他问村主任：“如果我揽来一堆磨面粉的设备，咱村能办个面粉厂吗？”村主任说：“咋不能呢，只是干多干少、利大利小问题吧。”“您若有这心气儿，我负责给您淘换设备。”“咱没钱啊。”“如果先赊账，干起来赚了钱再还账呢？”“那当然好啊。”“好，我努下力试试。”窦金鹏马上给沈时铎打电话，诉说这件事。三个干部游欧洲出事，一个自杀，一个被撤职，唯独沈时铎因为级别低，检举有功，深刻认识，便被放过。想起来，也让沈时铎自己欠着窦金鹏人情，自己的升迁还不全靠窦金鹏慧眼识珠？眼下窦金鹏向他求情，问他能不能转让面粉车间那些早已过气的旧设备，沈时铎正愁更新换代旧设备没人要呢，便一拍即合，只以很低的价格就谈妥了，和白送差不多。也算还个人情债吧。
窦金鹏傻媳妇这个村子叫王高庄，傻媳妇叫王招娣。村主任叫王达旺。现年五十岁，比窦金鹏大十来岁。他见窦金鹏办事能力非常强，加之会一手好算盘，就把窦金鹏一手提拔为副主任了。闲聊时他也问：“你究竟犯了什么事了，让人家给撤职了？”他便如实相告了。他说：“其实，老外的那玩意儿是不是金色的，我们根本没看上。”王达旺哈哈大笑：“你狗日的够能作的，20万呐，乖乖！够我在村里打十眼井了！”王达旺通过请示镇上，在村里废弃的小学校里稳上设备，办起了面粉厂。窦金鹏又通过沈时铎请来两位技术员帮忙指导，择期开了工。原料自然都是来自方圆左近的村民，价格也不高。面粉的销路，也是依靠窦金鹏找以前的老客户。在销售方面，窦金鹏有很多路数，算是老江湖了，他又在镇上租了好几个门脸专门卖面粉，批零兼营。品牌为“王高面粉”。通过将目标成本管理、提高产品质量、建立客户档案等现代管理手段运用到企业中，虽然设备是落后的，运作起来却是高效率的。村里做蜡笔的作坊里的三十个女人，都被窦金鹏调出来安排在门脸卖面粉了，收入增加好几倍，劳动量反倒减少了，女人们自然是高兴的。他趁热打铁，继续租门脸，建起饭店和餐厅，也是好几家，业务交往和方方面面的应酬都在自己的饭店和餐厅进行，肥水不流外人田，镇上的经济也一下子活跃起来。国庆节的时候，镇长带着一干人马来村里慰问窦金鹏，敲锣打鼓，在当街张贴大红喜报（感谢信），然后镇长和村主任王达旺商量：“能不能把窦金鹏给我们？我们打算在镇上成立多种经营公司，请他当经理？”
王达旺当然不同意，一个穷么哈哈的村子刚刚有了起色，主角就走，那怎么行？最后双方经协商达成一致：镇上的公司该成立照样成立，窦金鹏也可以当经理，但必须在村里办公，公司牌匾可以挂在镇上。而经理室、业务科、财务科都设在村里。这样的设计，无疑对王高庄十分有利。村里的小学校已经被面粉厂占用了，多种经营公司至少需要十几间房子，咋办？王达旺道：“有办法，咱现在有钱了，在村委会院子里起楼。”镇长当即拍板定案，干。有企业就有活钱，盖一所小楼还算个事吗？方圆左近的村子里都有在外打工干泥瓦工的，一敛巴就撮起一个队伍，三下五除二就盖起一座三层小楼，一层八间屋，三层就二十四间。窦金鹏灵机一动，把这支队伍留下了，咱在多种经营公司加一个“建筑工程部”咋样？镇长道：“资质不够啊。”窦金鹏道：“我到市里码人去。”
就找了分到建工局的老同学，立即码来十位中级职称的工程师，两位高级职称的工程师，于是，这个工程部就成立了。而那些人，都成为工程部的技术指导和顾问，顺带帮着揽活儿。那些人经常接触大工程，甩个小尾巴就够这个工程部赚得盆满钵满。工程部的员工每个人都承担揽活儿的任务，平时没有工资，揽来活儿一笔一算。这样的分配方式很原始，但起步阶段只能如此。一段时间以后，不仅所有的欠账都还清了，职工们也赚到钱了，村里的公共积累也大幅度增加了。乐得王达旺天天站在当街唱歌。逢年过节，王达旺就在村里举办自娱自乐的联欢会，搭起土台子，村民们自编自演，锣鼓喧天。这时，窦金鹏向王达旺提出：“给我媳妇安排个事干吧，我怕她无所事事，再抑郁了。”于是，王招娣被安排在面粉厂收发室，专门负责分检事关业务的各地来信来函，活儿不累，本人胜任愉快。不久，又生了个闺女。
这个镇叫双桥镇。虽然距离市区才几十公里，但却是个经济落后的不知名小镇，连自来水都没有，还是喝井水；煤气管道也没通，家家仍旧烧煤球炉子，条件稍好的，烧煤气罐。全镇总共管辖十几个村子。因为窦金鹏的多种经营公司一下子声名鹊起了。这个公司无所不干，闻听曾经的连襟穆汉松在做火腿肠、白酒、矿泉水，就打过电话，首先检讨自己因为行为不端被杨实“蹬”了，是自作自受，然后问：“大姐夫（现在变得低三下四非常客气），我们公司帮你们代卖火腿肠、白酒和矿泉水吧？”穆汉松当然高兴，多一个销售渠道有什么不好？一口应承下来。这都让镇长出乎意料：这窦金鹏真他妈能耐，连代卖火腿肠、白酒、矿泉水的活儿都能揽来！可不是么，窦金鹏的老同学多得很，各行各业都有。很快他又联系了卷烟专卖公司的老同学，拿过一部分卷烟的代卖权。镇长就是大烟枪，他首先受益了，能抽上“批发价”的好烟了，当然也喝上穆汉松的“批发价”白酒、吃上“批发价”的火腿肠了。而且，镇政府的公务员们也都跟着受益，沾光了。以前哪有这个“段子”，连想都不敢想。
此时，窦金鹏又想起加拿大的“三妹夫”岑志博了，他现在那边干农场了，生产高质量的小麦（加麦、白麦），何不揽过一部分掺到自己生产的面粉里，使之变为高档面粉呢？加麦因为水土好生长期长，质地好于国内的一般小麦，行业内无人不知。窦金鹏怎么说也是大学生，并不是盲目的崇洋媚外，凡事讲究理论依据，他找来1998年第16期《麦类作物》杂志，找到上面发表的一篇关于《试论不同用途小麦品质特征》的论文，对镇长说：“你看，这上面是这样表述的：‘大多数中国小麦满足不了面包的生产需求，其实中国不乏优质的面包小麦品种，如PH82—2.2、丰优2号、郑州8603、小冰赛a3号、新安农2号等，但这些品种至今没有大面积推广，国内生产主要依赖进口加拿大的No1、No2CWRS小麦和澳大利亚的优质硬粒小麦’。而能够做面包的面粉，蒸馒头、烙饼，包饺子、捞面都是上选。”镇长除了点头称是，没有其他选择啊。
窦金鹏在夜里给岑志博打了越洋电话，也是首先检讨自己和杨实离婚的原因，是自作自受，理当如此，然后询问代销加拿大面粉的事。岑志博倒没有反对，只是提醒：加上运费，你那边还好卖吗？窦金鹏信心满满：“我专门配比成高档面粉。”岑志博同意了。并很快发来了第一批货。看到一个集装箱的小麦运到村里，镇长更是目瞪口呆了：你这么快就连国外的业务都衔接上了？窦金鹏把他经营的所有项目，以“薄利多销”的策略，覆盖到本镇和邻镇的几十个村子，让十几万村民跟着受益。于是，上上下下都说窦金鹏好。这时，他又想起“理想国”的概念了。于是，他把面粉厂和多种经营公司全变成股份制了，所有参与者都有股份，都参与分红，都有话语权。生产力决定生产关系，而人是生产力中最活跃的的因素。人的积极性充分调动了，整个公司这盘棋就走活了。镇上给窦金鹏颁发了“企业家标兵”的荣誉称号，县里打算把他评为省级劳模，但需要搞一下外调，了解一下他的过往，于是，卡壳了。
粮库对他没有好评价。粮库主任说：“我们这边好多人都惦着揍他呢，你们还评他劳模？知道他打过多少人吗？以为人家都忘了？”那就没办法了。县里只能偃旗息鼓。但为了鼓励他多为镇上做贡献，还是为他颁发了县一级的“企业家标兵”荣誉称号，奖励他一辆价值两千多块钱的优质电动车。窦金鹏媳妇一条腿有残疾，正好外出时用上。窦金鹏不在乎劳模不劳模的，那些东西对他已经不算什么了，把日子过充实，让周围的人受益，是最大愿望，属于另一种意义的“曾经沧海难为水”了。村主任打算把自己的职务让出来，因为他担心窦金鹏在村里待不住，王高庄不是梧桐树，窦金鹏这样的“金凤凰”不会长久栖息，那就对全村经济损失太大了。于是，强拉硬拽一般，让窦金鹏当了王高庄的村主任。
此时，市场上“毒水果”、“毒蔬菜”大行其道。窦金鹏上任以后坚决禁止王高庄这么干。他在全体员工大会上说：“最近我也赶时髦，在家里装了电脑，结果在网上读到一个署名‘宁静致远’的作者的文章，题目叫《互害何时了？》里面讲，他过年期间回到农村老家，所见所闻都是‘互害’，几成模式。养鸭养鸡养猪的不吃激素饲料催熟的鸡鸭猪，种葡萄的不吃对外卖的催熟的葡萄，种稻谷的不吃自己对外卖的大米，种蔬菜的不吃自己对外卖的蔬菜，卖油的不吃自己卖的油……于是就出现了这样的结局：你们吃了我们的毒大米，我们吃了他们的激素鸡，他们吃了她们的毒葡萄，她们吃了他们的地沟油……我在一个饭局上，听一个官员说起现在的食品安全问题，显得振振有词且有些激愤：我告诉孩子，学校的鸡肉绝对不能吃，虽然检测合格，但那么肥壮的鸡肯定吃不得，这些鸡生长周期最多三个月，不用大量的激素怎么可能长这么快长这么大。鸡肉中的激素转到人的身体里，怎么会不得病呢……是啊，如今并不是每家每户都能吃到山里放养的鸡，特别是在大小餐馆里，人们更不可能吃到香喷喷的土鸡了。除了鸡，还有肉还有鱼还有各种蔬菜水果，谁能保证自己每天所吃的所喝的所用的都是安全的都是放心的食品？这位官员说，他赞赏港府的做法，说供港的猪肉都要经过严格的检测，一旦发现有违禁药物，就取消供港资格。港府重视源头检测，且到国内抽样检测不提前打招呼，因此供港食品相对安全许多，他说国内某个年产6亿头猪的大企业，出栏的猪连一头也进不了香港。我一脸天真，问政府为什么不学学港府，真正下决心解决让老百姓常常忧虑恐慌的食品危机，这位官员坦言办不到，说如果国内完全采取供港的检测标准，养猪企业都得破产，猪肉价格至少要涨一倍，因为国内养殖户使用的添加剂多达30多种，其中绝大部分都是港府明令禁止的药物，而不使用这些禁药，猪的生长周期将大大延长，养猪企业就无利可图了。从这些谈话中，我知道官员很清楚食品安全中存在的问题，也知道如何去解决，只是也不愿去做不想去做罢了。这些官员并不是生活在桃花源里，虽然能够享受某种产品的特供，但毕竞他们也有家人，也有出门上餐馆的时候，依然要面对有毒的食品抑或不安全的食品，期待他们尽早下决心，去学一学港府简单易行的监管方式。当然，我们很容易去找社会的、客观的和他人的原因，而看不到自己的问题，每个人都不去反省自己，必然形成一个互害模式的社会，最终谁都逃不脱伤害和被伤害！”
这样的演说来自身边的生活，不是无关痛痒的空话套话，人们必然报以热烈掌声。窦金鹏继续道：“这篇文章是百姓的呼声，我们身在经济工作一线的人们不能装聋作哑无动于衷。我想起《龙江颂》里有一句响亮的台词——‘堤内损失堤外补’！我们不使用‘生长素’、‘催熟素’，不过量使用农药，确实收入减少，但是，我们有多种经营，完全可以弥补栽种无毒作物的损失！”人人发自内心地鼓掌，都说，窦金鹏若早来几年多好啊。他们当然不知道，几年前的窦金鹏还在太上老君炼丹制宝的八卦炉里经受高温呢。几年后，王高庄偕同双桥镇一起驶入经济发展快车道，一举成为全县利税大户，落后的设备也逐渐更新换代，王高庄家家盖起了红砖绿瓦的别墅小楼，成为方圆左近的一道亮丽风景线。最让人匪夷所思的是，双桥镇把镇机关挪到了王高庄，王高庄变成了“王高镇”。县里要把窦金鹏转为镇政府机关干部，赋予公务员身份。但窦金鹏婉拒了。他说：“我的思路已经更新了。”让人不解。是啊，内里的原因不便与外人道。公园里练太极拳的老者的那番话，属于“仙人指路”，可遇不可求。
在推行企业文化上，窦金鹏从《三字经》、《弟子规》、《名贤集》、《千字文》、《朱伯庐治家格言》一类传统文化的初级课本入手（删掉了里面不合适的语言）。在企业里物色了几位高中毕业、有兴趣做文化普及工作的年轻人，给他们发双工资，兼职做这件事。程序也和学校一样：授课、留作业、考试。然后逐步开始职业道德、法制和历史文化以及现代企业制度的教育。这项工作有的立竿见影，有的就产生潜移默化的作用。他的管理、经营的左右手全是男的，没有女的，似乎是接受了以往的“教训”。他还把杨爵教授“理想国”的要旨用美术字写在大牌子上，矗立在车间里。他感觉，自己虽然离开了杨家，但杨教授的思想已经被印在脑子里了。而之所以会这样，是因为杨教授说的一切都是对的，能让人在玩命赚钱创效益中保持三分清醒。但是，让他忧心忡忡的是业务圈是讲礼尚往来的，也就是说，绝大多数客户都要“回扣”，需要现金说话，你买我的面粉，只要是大宗的，就需要“返点”（按百分点给回扣）。他是学财会出身的，在当前中国的财会制度下，“倒现金”一事既是违法违规的，还在操作层面带来很多困难，于是，做假账就在所难免。最让他痛苦的，是眼下他清清楚楚地知道，“回扣”这个东西对一个人灵魂的腐蚀与摧毁，尤其对各级管理人员和国家机关的腐蚀与摧毁。他甚至冷静地自责：甄小惠和隋络缨之死，他都罪责难逃。但是，一句世俗老话又让他无奈：“人至察则无徒，水至清则无鱼。”怎么办？不到一年，窦金鹏生出了满头白发。
一直跟踪窦金鹏的作家姚雪瑛完全了解了他的近况以后，既震撼又感慨。便又写了一篇报告文学，题目是《浪子的反思》。文中写道：“从计划经济中走出的改革开放，确实是前无古人的伟大创举，如此大潮，把多少人推到了风口浪尖，但是，又有多少弄潮儿能够挺立潮头，‘浪打红旗旗不湿’？那些倒下的人们，是被金钱、美女打倒的吗？不是，是被自以为是和忘乎所以的浮躁与虚妄打倒了。当人们为新企业诞生进行庆典剪彩；当人们为创造效益的先进分子披红戴花；当人们对践踏底线者眼开眼闭；当人们对逆耳忠言置若罔闻或仇人相见……当数不尽的‘当’，潮水般涌来的时候，你是否想过：你的所作所为是推动社会进步吗？你是否想过：社会进步的标示是什么？二十年前，一位海归光学大家杨爵教授，为三个女儿和女婿规划了家庭的‘理想国’，提出一个国家干部耳熟能详的标准：‘以尊重每一个人为目标，鼓励强者，帮助弱者，按劳分配，人际宽松，打造一个又有集中又有民主，又有纪律又有自由，又有统一意志又有个人心情舒畅、生动活泼的身边的理想国。’这段话的后半段，不就是中国人民的开国领袖毛泽东主席提出来的吗？每一个伟大的论断和经典的演绎，无不经过血与火的磨砺与锻打。如果你还是没有理解我的本意，那么，窦金鹏的‘天上地下’是不是给了你启示呢……”
姚雪瑛把这篇文章交给了省报。社长陆文彪看后委托本报评论员配了一篇短评，题目是他亲拟的《人生贵在常悟道》，文中引用老子的话：“道，可道也，非恒道也。名，可名也，非恒名也。‘无’，名天地之始；‘有’，名万物之母。故，常‘无’，欲以观其妙；常‘有’，欲以观其徼。此两者，同出而异名，同谓之玄。玄之又玄，众妙之门。”言辞委婉，意蕴深远，看似直击窦金鹏问题要害，实则泛指所有自以为是忘乎所以者。但因为篇幅短，让人有“意犹未尽”和“期待下文”的渴望。文章见报后，方方面面对姚雪瑛的报告文学和短评好评如潮，纷纷来信询问姚雪瑛，几时写出下篇？陆文彪晚上回家和妻子商量：“事不宜迟，你是不是应该马上做出计划？”姚雪瑛思考了一番，说：“我需要整理思路，把采访穆汉松和岑志博的内容综合起来，加上对杨爵教授、奥菲娅和三个混血女儿的事迹，一并汇集，写成篇幅稍长的报告文学，说不定还是长篇。”“需要什么帮助，报社给你提供。”“不需要什么，只需要时间。”
她对陆文彪讲起早先在大学里，哲学教授讲的一段寓言：几个学生向苏格拉底请教人生的真谛。苏格拉底把他们带到果林边，这时正是果实成熟的季节，树枝上沉甸甸地挂满了无花果的果子。苏格拉底说：“你们各顺着一行果树，从林子这头走到那头，每人摘一枚自己认为是最大最好的果子。不许走回头路，不许作第二次选择。”学生们出发了。在穿过果林的整个过程中，他们都十分认真地进行着选择。等他们到达果林的另一端时，老师已在那里等候着他们。苏格拉底问：“你们是否都选择到自己满意的果子了?”学生们你看着我，我看着你，都不肯回答。苏格拉底再次发问：“怎么啦？孩子们，你们对自己的选择不满意吗？”一个学生请求说：“老师，让我再选择一次吧!”“为什么？”“我走进果林时，就发现了一个很大很好的果子，但是，我还想找一个更大更好的，当我走到林子的尽头后，才发现第一次看见的那枚果子就是最大最好的。”姚雪瑛问陆文彪：“你说说看，这件事说明了什么？”
杨实离婚后，专心教学与科研，事业突飞猛进，与学校的团队一起，在光学领域攻城拔寨建功立业，在白光光学图象处理、光学模式识别、机器视觉、褪色胶片的彩色恢复、彩色胶片的档案存贮、黑白片作彩色摄影和显示、菲涅尔全息和串码滤波的三维目标的识别等方面，均有建树，被破格评为正教授。而此时王喆的母亲已经退休，也仍旧是副教授。她退休了，无所事事，经常来到杨实办公室求情，企图说服杨实和她儿子破镜重圆。杨实说：“你儿子早已和别人结婚生子，还惦着我干嘛？”这位糊涂的母亲说：“这个儿媳妇不孝顺，不顺南不顺北的，我们老两口跟她合不来。我们就这么一个独生儿子，晚年怎么办？再说，你和王喆还有个孩子，是你们俩重新牵手的媒介啊。”杨实当然是一口回绝的。可是，“可怜天下父母心”这句话属于一般人的常态，王喆的母亲三天两头往这儿跑，让杨实非常烦恼，便和老大杨布商量：调到老大的学校去工作，躲开这个缠人的母亲。和杨布谈妥以后，杨布就去找校长协商，校长一看来一位卓有成就的正教授，当然高兴，当即同意。
转过头来，杨实就找本校的校长谈调动，校长当然不放，说：“为了培养你，这些年学校很下本儿，投入了大量资金，你想想，就这么拍拍屁股走了，合适吗？”杨实说：“您不要木匠斧子一面砍，我还为学校做了这么多贡献呢！再说，您能挡住王喆母亲不往我办公室跑吗？”校长对后一个问题也无能为力，清官难断家务事，这种离过婚还有孩子牵扯着的两个家庭之间的烂事，脑筋正常的人躲还躲不及呢。最后校长说：“咱校化学系（这样的系后来都扩充成‘学院’了）现在闲着一所小独楼，要么这样，咱成立一个专门的光学研究所，你当所长，带一队人马搬到这座小独楼办公，门口给你设个岗，非研究所的人不准进入。可以吗？”杨实答应了。她其实就是这种厚道人，别人的看似完善，其实很难实现的理由，也往往把她说服了。调动的事暂且搁置了。校长也真有动作，安排一些人把那座小独楼收拾出来了，物理系光学专业的老师和科研工作者连人带设备全搬过去了。工作按部就班了。可是，王喆的母亲进不去屋，就每到下班时间拿个马扎子在门口坐着，你杨实总得下班吧，只要你出来，我就缠着你。真好像“上访者”，而比上访者更执着。一来二去，就成为周围一景，每天下班时间，都会有人站在远处看着这里，看着一位白发老人缠着杨实说呀说，好像杨实欠着人家的债，人家追债来了。
没办法，杨实又坐在校长室了。校长对这种情况也真是挠头。一个退休老者，又是在下班时间，说的又是自家的家务事，你当校长的能拦得住吗？最后校长实在没辙了，吐口了：“你调走吧。”但是，校长提出一个条件，请把学校里一个爱惹事的文科教授一并带走。杨实不觉皱起眉头。这算什么事啊，买土豆捎带小白菜？杨实把情况转告给杨布了，杨布也挠头：“你们学校真是奇葩。我且和这位爱惹事的教授见一面谈谈。”就约了这位教授。这是个五十来岁年富力强的中年男人，叫吴格杰，外号“五个台阶”，他身材奇高，差不多一米九，戴一副白框眼镜，头发蓬乱，一讲话顺着嘴角流白沫子，看外表不太让人喜欢。杨布找了一个咖啡屋，请这位吴格杰喝咖啡，听听校长为什么不待见他。吴格杰呷了一口咖啡，咂摸一下嘴，说：“这是‘卡布奇诺’，其实里面兑的不是牛奶，而是专门配料。”哦？杨布歪了一下头：“愿闻其详。”吴格杰说：“很简单，牛奶成本高，配料成本低。”“当真？”“错不了。我的嘴就是化验室，一尝就尝出来了。如果连牛奶和配料都分不清，就不配喝咖啡，因为你是‘咖啡盲人’，去喝茶好了。”“校长为什么反感你呢？”“哲学系其他人都在热衷讲萨特的‘存在主义’，学生们都在赶时髦，听众云集；我却讲马克思，听众寥寥无几，于是，校长愠怒，说我不够格。我跟他嚼清，他就说我爱惹事。”
杨布并不是马克思主义者，她在父亲影响下，对中国的传统文化浸润很深，而对马克思主义学得并不多，便有些纳闷，说：“你是怎么讲的，咋就听众少呢？”吴格杰道：“你听啊——一次上课时，有位同学很认真地问我：马克思曾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和‘千年风云人物’吗？我回答他，确有其事。那还是在上个世纪末，在千年交替之际，西方媒体纷纷推出自己评选的千年伟人。在英国广播公司进行的网上民意测验中，马克思高居榜首，被评为‘千年思想家’；在路透社评选千年风云人物的活动中，马克思仅以一分之差名列第二。这个学生听完我的介绍竟然驳头就走。‘为人类而工作’，这是马克思最喜欢说的一句话。无论是靠家庭条件，还是凭个人才华，马克思都完全可以选择一份高薪的职业，过上舒适的个人生活。然而，他最终选择了一条最能为人类福利而劳动，却时刻承受着种种巨大压力的职业。他几十年如一日，耗尽心血，著就了被称作工人阶级之‘圣经’的《资本论》，深刻揭示了资本主义的发展规律。而如此巨大劳动所得到的稿酬，还不够支付他在写作时抽掉的雪茄钱。马克思一生治学严谨，他强调观察和理解事物，不仅要看到其表面，而且要深入到事物的深处，在相互作用中和相互反作用中来考察一切组成部分。马克思从不满足于自己的著作，不满足于间接得来的材料，总要找原著寻根问底，不管这样做有多麻烦。譬如，为了写《资本论》中关于英国劳工法的20多页文字，他曾把整个图书馆里所有英国与苏格兰调查委员会和工厂调查员报告的蓝皮书都研究了一遍。马克思一生都在探索，晚年还对早先的许多观点进行了矫正……”杨布只觉得吴格杰所言没什么不对，只是不合时宜，现如今一切向钱看，你却讲“为人类而工作”，是不是扯得太远了？便说：“你这样讲课学生们肯定都跑了。能不能讲一些距离大家很近的知识和观点呢？”
吴格杰无奈地摇摇头，说：“好吧。关于人的问题，是不是和每个人都有关？马克思认为：‘人的本质并不是单个人所固有的抽象物。在其现实性上，它是一切社会关系的总和。’马克思不是从单个人出发来研究人的本质，而是从人的本质的社会关系的角度进行诠释。他认为，正是因为人的需要才引发出人的生产劳动和社会关系，‘没有需要就没有生产’，需要才是生产的目的和动力。劳动创造了人，人类在改造自然界的劳动实践活动中并不是孤立存在、彼此分离的，而是有着一定的社会关系，人的本质就是在这种社会关系中形成的。其中，劳动、社会关系和需要这三个方面缺一不可，人的本质是由社会关系来决定的，人一出生就融入到了社会关系中，只有在社会关系中才能称得上是真正意义上的人。而萨特的‘存在先于本质’是把人的本质与人的存在割裂开来，把人的本质说成是由人的主观性自行创造出来的，结果误入歧途。这样抽象的人的本质观，对于任何时代、社会和个人都是不适用的。我这么讲，学生们怎么会爱听呢？当然，哲学中关于人的本质的探讨也是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萨特的存在主义和马克思的‘人学’理论奠定了人的本质问题的基础，对两者进行相关性的研究有助于了解人的本质，推动人的全面发展。认识人的本质对于实现人的全面发展有着举足轻重的意义，人的本质认识更需要不断地丰富和发展。而且，马克思的得力搭档恩格斯在晚年说过，后人不应该照搬马克思的现成结论，而应该继承马克思研究问题的方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