到了我就读的学校，我去教务处查了一下教育局和电视台的电话打了过去，又去图书馆借了两本书就返回教室上课。

下午的时候，电视台和教育局的人就来了，老师一脸懵的把我从教室叫了出来。

我低着头讲述了父母让我退学打工供养弟弟的事情，并把脸上和身上的伤口展示给在场的每一个人看。眼圈红了又红，强忍着不让眼泪掉下来，看的现场的人都心疼无比。

说完这些我抬起头，拿出上午从图书馆借的「义务教育法」和「妇女儿童权益保护法」展示在胸前，无比坚定的说，

「法律赋予了我们每个人平等的接受教育的权利，无论是男孩还是女孩。」

「我想上学，无数个像我这样被迫辍学的女孩都想上学，希望社会各界可以帮帮我们，我替女孩子们谢谢你们！」

说完我弯下腰，深深的、久久地鞠了一躬。

闻者伤心，听者流泪。

在场的一个老师哭红了眼睛，当场决定她要资助我上学，

「只要你能考上，就是读到博士，老师也供你。」

我紧紧握着老师的手，哭的不能自己。

一大群人浩浩****驾着摄像机走进我家的时候，刘大栓正半眯着眼睛舒服地躺在躺椅上听戏曲，被这个阵仗吓得屁滚尿流。

他一个一辈子没走出过农村的农民被在场人谴责地目光看的不知所措。

在接受了教育局领导两个小时的教育之后，他在镜头前结结巴巴地保证不再逼我辍学打工。

他还被当作反面典型，在乡里“拯救失学女童，宣传业务教育法的活动“中一遍一遍被人当作案例拿出来痛斥，谴责，以后的几年里再也没能抬起头来。

随着活动的展开，像我一样被迫辍学的女孩子，被从田埂上，流水线上拉回了学堂，开始了不一样的人生。

当然，这是后话。